ag是怎么做假的-85岁癌症用药难原子弹“功勋工人”:不要求资助

ag是怎么做假的-85岁癌症用药难原子弹“功勋工人”:不要求资助

ag是怎么做假的,记者 侯沐伟 发自上海

他曾是中国404核基地的第一号“蓝领”;

他曾被“两弹元勋”钱三强形容是“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

他,就是加工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心脏”部件——铀球的核基地工人原公浦。

如今,85岁的原公浦想不明白,在戈壁滩里三刀下去仍面不改色的他,竟会因为一瓶子抗癌药犯起了难。

原公浦住在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的一处小区,说起原老,很多小区居民都表示认识他,“原公浦和他老伴两个人住,在这里有二十多年了。”

原公浦的家大约为60平方米,他的房间墙皮多有脱落,茶几上放了几叠核工业方面的杂志和书籍,书桌上还摆放了一台电脑。“前些年经常用电脑浏览新闻,我还有QQ呢。近几年眼睛出了点问题,用的就比较少了。”原公浦笑了笑说道。

如果没有癌症的折磨和买药的经济压力,也许原公浦还能用电脑看看网上的新闻,也许他的房间能够装修得更好一些,也许他本能过上一个更符合“原三刀”三个字的晚年。

  三刀下去

是20万人10年的心血

“原三刀”这个名字是伴随原公浦一生的荣光,也是对他为中国原子弹事业做出贡献的最高赞誉。但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这三刀,他背负了怎样的压力,承受了怎样的危险。

1959年,25岁的原公浦和郭福妹结婚,此时的他已经是上海一家汽车底盘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一年,国家二机部(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来上海挑选优秀工人去西北干一项“重要的秘密工程”,原公浦立即主动报名,并被二机部选中。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要去做原子弹,只知道要去西北干一项秘密任务。我们先到天津培训了一段时间,此后又到北京学习,这时才知道是要去做原子弹。到了西北,并不是立即投入生产,而是先要在一片荒芜的戈壁滩中建立起基地来。我到现在还记得刚到的那段时间里,那位带着浓重天津口音的领导喊着号子,让我们‘有嘛干嘛’。”原公浦说。

数年间,戈壁滩上“404核基地”的人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粮食都很紧张,这里也不例外。戈壁滩冬天的气温动辄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日常用水每日更是只有一茶缸的量。郭福妹就曾很担心,丈夫从上海到大西北戈壁上,到底能不能适应巨大的气候变化和生活困难。

“当时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讲话激励我们,讲毛主席说‘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都觉得很光荣,再困难也坚持了下来。”后来,随着原子弹项目的推进,关键人员也在不断敲定,404核基地举行了一次“比武”,要选拔出加工核武器“心脏”部件——铀球的合适人选。最终,六级车工原公浦脱颖而出。

领导对原公浦说,他要加工的这颗铀球不仅是核武器的“心脏”,还是20万专家和炼矿人员整整10年的心血,“从发现铀矿到铀水冶炼、浓缩,10年时间里才炼出这么一点合格的铀产品。如果我这次加工失误了,就没有备用的毛坯材料能再来一次了,1964年试爆原子弹也将不可能实现,我国拥有原子弹不知又要推迟多少年。”

而这颗铀球的工业标准,又是近乎于苛刻的严格。“我们把0.01毫米叫做一丝,这颗铀球就是以丝为测量单位的,各项尺寸标准真的比头发丝还要细。就连切削下来的铀碎屑,都有严格的重量标准,超过了多少克就不合格了。”

正式车削铀球当天,原本有十足把握的原公浦还是紧张得颤抖起来,就在这时,他面前被真空吸盘吸住的铀毛坯因位移而掉了下来,更把他吓了一跳,赶紧停下来休息调整。“这种球体不是直接固定住,而是用真空装置吸住,稍有不慎就要错位。”原公浦指着自己手绘的草图介绍道,“所谓铀球,实际上是两个对扣的半球体,要做到把里面的中子发生器紧紧裹住,不能留一丝缝隙,表面一定要光滑,尺寸一定要吻合。尤其是最后三刀,每一刀多一点、少一点,整个铀球都废了。”原公浦回忆着加工铀球的最后阶段。

最终,原公浦定了定神,果断下手切下三刀,随即停止动作。经检测,铀球各项指标宣告合格,“原三刀”的名字开始被叫响了起来。这一年,原公浦30岁,大女儿只有5个月大。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原公浦获得了国家授予的特等奖,拿到了10元奖金。当时的奖章,他一直当珍宝一样小心保存到现在,“当时经济困难,就连邓稼先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仅拿了10元奖金,但这个荣誉,我一辈子难忘。”

污染区里只穿一件白大褂

曾因钚中毒做手术

随着近年来我国对原子弹项目的逐渐解密公开,“两弹一星”工程的细节越来越为大众所了解。但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造出原子弹的那片戈壁滩里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直不为人知。

在正式将铀238原料加工成铀球前,原公浦自己曾用模拟材料在真空车床上练习了大半年。本来就个子小的他,半年下来瘦了整整30斤,只有90斤了,“真空车床就只有这一台,我每天一大早来,天黑才回去,一整天就对着车床把模拟部件削成铀球模型。到后来,我走路、躺在床上时眼前都会冒出一个金属球,睁眼闭眼想的都是它。”

按照规定,这样的车间属于核污染区,长时间工作对人体是有损害的,但即便如此,原公浦为了切削不出问题,防护措施是非常简单的。“那时工作起来容易出汗,我戴的防护眼镜经常起一层雾气,影响下刀准度,索性就不戴了,就戴了一层口罩、一副手套。我身上也是只穿一件白大褂,没有什么其他防护装备,别人其实也都差不多。”原公浦回忆说,“许多年后,部分类似的工作都交给自动化机床来做了,但当时我们国家哪里有这个条件,在大家心中始终是将完成任务排第一,不计较个人得失。”

正式加工铀球的过程更是凶险,铀238材料很容易达到超临界状态,表面涂层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可以说是“爆炸了致命,不爆炸也有剧毒”的东西。当时在国际上,有数位核物理学家及原子弹研发人员曾因实验事故而身亡,原公浦这次加工,堪称往鬼门关走了一遭。

“我记得很清楚,1964年4月30日那天早上我要加工正式的铀球了,出门前我和我爱人说了一句‘我走了,你要把孩子养大’,她顿时就哭了。虽然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但她并不知道我究竟在做什么,只是隐约知道我要加工一个很危险的核心部件。”

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几年后,原公浦又被调到了和制作氢弹相关的钚金属精炼铸造车间工作。在此期间,他还遭遇过一次钚金属中毒。

“1968年左右,我隐约觉得虎口有些痛,便到基地的医院检查。最开始,医生和我都认为可能是里面有铁屑,后来一经检查才发现竟是放射性元素钚239。我当时吓了一跳,要知道,这种元素的半衰期长达24000年,如果进入了我的体内循环,一辈子都排不干净的。”后来,医生为原公浦开刀手术,取出了他虎口中的隐患。

“当时条件差,虎口上的这次手术连麻药都没打,直接把东西取出来了。”原公浦现在想来,仍然心有余悸。

  退休金7000元却要花6500元买药

医保标准与上海城乡居民不同

1994年,原公浦以副处级待遇退休后从甘肃来到了上海,因组织关系在甘肃,他的退休金、医保都是按照甘肃的标准来办理的,最初的退休工资每个月800多元,到现在涨到了4000多元,加上老伴每个月3000元的退休工资,老两口原本每个月有7000元可供生活。然而近年来,两人的生活质量却日益下降。

2011年,原公浦被查出罹患前列腺癌,几年间试了许多药物,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耐药性和不良反应。最终,一款名为醋酸阿比特龙片的进口药成了原公浦赖以生存的最后保障。

如今的原公浦除了前列腺癌外,眼睛还患有老年性黄斑变性,肾也出现问题,尿蛋白有4个加号,再加上本来就有的高血压,他的身体状况来到了危险边缘。“治疗前列腺癌的特效药对肾有较大负担,而治疗肾的药物又会引发骨质疏松和浮肿,这都是连锁反应。你看我的脸上,就是吃药造成了一定的浮肿。但没办法,只有吃这个抗癌药才能维持我的生命。”原公浦无奈地说。

除了服药治疗的痛苦外,更让原公浦感受到巨大压力的,是购买“救命药”所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这位曾经在原子弹工程中始终坚定地表示“绝对能完成任务”的老人,在谈起自己买药的经历时,开始担忧自己的抗癌药还能吃多久。

原公浦介绍,醋酸阿比特龙片虽然于2017年进了医保,但由于前列腺癌不属于大病医保行列,报销比例有限。这种药原价15000多元,医保扣除一部分后,还需要自费6500元左右。以原公浦夫妇的养老金而言,持续购买这种药相当困难。

“买一瓶药,我们老两口几乎没什么钱生活了,但药又不能停。虽然孩子们也资助我们,但始终杯水车薪。我们也曾托人买过一些国外的仿制药,虽然价格低些,但仿制药购买手续繁琐,实在做不到稳定供应。”近年来,郭福妹的腰部也出现问题,经常要去按摩治疗,家中的一角堆积了她的中成药,两人在求医问药上越发地捉襟见肘。

关于医保报销政策,原公浦向记者介绍,他和老伴现在手里的这张“上海市社区医疗互助卡”是没有照片的,其保险标准与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有所差别,在门诊、用药、住院等方面的具体报销比例上均较低。

“逢年过节,闵行区民政部门、中核集团会派人来看我,送我一些果篮、食品礼包和几百元钱。但就我用药困难的问题,各方都没什么解决办法。”

据媒体报道,中核集团浦原公司离退休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介绍,原公浦作为中核集团的员工,从甘肃退休回到上海,享受一般员工退休水平,退休金按照甘肃省的政策发放。这位负责人称:“以上海的生活、医疗成本而言,原公浦的退休金是比较低的,和他一样情况的工人非常多,但他对我国原子弹的贡献是‘比较特别的’。”

目前还未收到实质性资助

期盼尽快解决困难

原公浦对记者说,自己的经历被媒体报道后,闵行区的民政部门和梅陇镇政府最近几天多次来看望自己。但截至4月26日下午,他还没收到实质性的解决他用药困难问题的方案。

“我很盼望我的困难能通过政府部门得到解决。”原公浦说,“现在报道都说政府部门已经表态,正在研究解决我的用药困难问题,但其实目前还没有哪个部门给我提出可操作的方案。我想哪怕早解决一天都好,毕竟我这个岁数和病情,吃抗癌药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事。”

记者询问网传的上海某公益基金会称愿意资助原公浦购买抗癌药的情况,原公浦说,确实有公益基金会联系过他,但对方同样表示还在研究阶段,“上海有一家公益基金近日询问过我的情况,我也在等待对方的回应。不过从我内心来讲,我更期望由政府部门推动解决我的问题,而不想用‘老百姓们捐的钱’买药。这也就是我不愿意开设一个募捐账户,让社会大众给我捐款的原因。”

“我并不想在生活上要求什么资助,只是需要吃药,需要生存。”原公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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